心疼!森林消防队员在西昌彻夜扑火 回车就睡着了


其次,信息透明,感染路径全公开,实时追踪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等举措也有效阻断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吸取了MERS疫情时应对不力的教训,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认识到传染病相关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政府不仅新设危机沟通负责管理室,而且于2017年通过了 “公众保健风险沟通标准操作规程”。这一规程明确要求为实现传染病等灾害预防,需要迅速而透明地向国民提供所需信息。因此,此次新冠病例出现后,韩国保健当局迅速将疫情发展动向与患者移动路径,尤其到访医院、商家、餐饮场所等具体商号名称都全部公开出来,并通过电话及时追访与监督密切接触者,对其实施严格的追踪与隔离。

首先,疫情初期,韩国各界反应非常迅速,防疫举措也及时到位。首例新冠病例出现后,政府、企业、医学界、市民等各方迅速反应。政府与保健当局迅速发布防疫指南并不断更新。指南通过各部门、各地、各个层面,包括国家、企业、个人等及时发布。防疫人员配备、机场、港口检疫,外国疾病信息、病毒检测办法等也迅速到位。防疫指挥系统的稳定性与有效启动等方面也有很大改进。同时,病毒毒株的成功分离所用时间也比MERS疫情时缩短了近一半。此外,确诊医院、方法以及手段等也根据疫情发展不断升级。以“新天地教会超级传播事件”为始的疫情在韩国大邱、庆北等地大规模暴发后,韩国加大了核酸检测力度,1周内4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能力令世界瞩目。多数民众也通过配戴口罩、尽量减少外出、有症状主动自我隔离等表现出了成熟的市民意识。

最近,疫情已经在欧美等国大面积暴发,与各国纷纷出台边境封锁或禁止外国人入境措施相比,韩国只是强化了入境检查。在近日举办的G20视频会议上,韩国总统文在寅还呼吁即使各国采取入境限制措施,也应赋予那些持有健康证明的商务人士跨国移动自由。

“聚旗效应”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也发生过。2011年5月,“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被美国军方击毙。奥巴马当时的支持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

天空电视台报道分析,“聚旗效应”是推升英国首相支持率的重要原因,爱国主义情绪使民众视国家首脑为团结的象征,主动放弃平日的偏见。另外,反对党在重大危机来临时也会暂时搁置党派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英首相约翰逊的支持率升高,体现了“聚旗效应”,可以说在疫情之下,国际政坛普遍受到这种效应的影响。约翰逊一开始提出“群体免疫”,不采取强制性的封锁手段,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无奈之举,存在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后首相本人感染新冠病毒,选民产生同情心和同理心,这也为约翰逊赢得了一些支持。

历史上,“聚旗效应”不断在美国总统身上应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支持率在1个月内从61%升至74%。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任美国总统布什9月的支持率为51%,当年10月支持率飙升至85%,上升幅度创纪录。

2020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也在美媒NBC的节目中表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是典型的美国人反应,每一次面临重大危机,总统的支持率都会上升。”

同时,在此次抗疫过程也暴露了韩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韩国在野党及其追随者们在疫情暴发时不思考如何团结共同抗疫,而是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攻击政府抗疫政策,反映出韩国“朝野无条件对立”的畸形政治生态与社会撕裂;在疫情已经在大邱、庆北造成大规模扩散的情况下,有宗教组织不顾政府停止大规模集会的禁令,担心停止聚会会造成教徒转移,依然集会或“秘密礼拜”,也暴露了韩国式自由民主的局限性;为应对疫情,韩国政府紧急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扶持与振兴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实,能覆盖到多少受影响的企业与个人也还是个未知数。

美国马里斯特学院民意研究所所长米林戈夫(Lee Miringoff)在接受美媒NPR采访时指出,在涉及对外的重大国家和民族危机时,国家领导人的国内支持率通常会急速增长,这在政治学中称为“聚旗效应”。“此次疫情危机中,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并未出现明显反弹,‘聚旗效应’在他身上的作用不及美国前任总统们。”